“江南”是一個多變的名詞，詳細而言有地輿的江南、政區的江南、經濟的江南與文明的江南。作為文明的江南，其凸起表示即是山、水、詩（文學）、書（冊本共享會議室），對于山、水、詩諸方面，先哲時彥追蹤關心較多。“書”作為中漢文化的主要象征，是最主要的國度符號之一。挖掘“江南冊本世界”的意義對于長三角一體化的文明凝集具有主要價值。
從“何處是江南”到“江南是什么”
“江南”是一個汗青構成的復雜概念，分歧時期、分歧人群對江南的地輿內在與文明意義都有分歧的懂得與闡釋。從汗青上看，“江南”這個詞至多包含四個方面的寄義：即地輿江南、政區江南、經濟江南與文明江南。
起首是地輿的江南，唐代以前，前人家教對江南的見解基礎上是地輿意義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重要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域，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漢人眼中的“江南”包含的地區更有擴展，指長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寬大地域，現實就是字面意義的“長江之南”。晉室南渡以后，“江南”地輿概念所指的中間，逐步由西向東，向長江中下流地域轉移。其次是政區的江南，從唐代開端，江南逐步演化為一個行政區。貞不雅元年，分全國為十道，“江南道”即為此中之一。作為一個監察專區的“江南道”，地區很是廣袤，指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濱的寬大地域。開元二十一年，將江南道細分為江南東、西兩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將江南東道細分為浙西、浙東、宣歙、福建四個察看使轄區。江南西道亦被一分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亂之后，作為監察專區的“道”慢慢實體化，成為州縣之上的行政區。宋代改道為路，設有江南東、西路。江南東路年夜致包含今南京、皖南、贛西南部門地域；西路年夜致相當于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后，江南重要是作為經濟區的江南。明清之后，環太湖地域的西北區域成為備受國度倚重的經濟區，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那時最為富庶的蘇南、浙西地域（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域”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1991年第1期）。
三國孫吳立國，特殊是永嘉南渡之后，作為一個文明“區域”的江南漸次構成。周振鶴在《釋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區、經濟和文明三層內在（《隨無涯之旅》，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瑜伽教室017）。假如說地輿、政區、經濟的“江南”，其焦點在物理空間、經濟財產與政治運作系統，是對“何處是江南”的根究；那么想要懂得“文明江南”，似乎更應該往追蹤關心人們在何種意義或等待上往對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山川詩書：文明江南的四個維度
汗青地輿學家張偉然師長教師以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個很是主要的文明區。作為奇特的文明區域，“江南”是“佳麗地”，是“好山川”，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產植被以及經濟位置是構成其特有文明品德的主要原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這個文明區域所獨佔的特色。（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輿意象》，中華書局，2014）美學研討者劉士林師長教師則以為“詩情”與“審美”是江南文明的實質特征（劉士林《風泉清聽：江南文明實際》，上海國民出書社，2010）。兩者都敏感地熟悉到文明江南的奇特風采，也皆對這一風采做出了分歧水平、分歧向度的說明。筆者以為，“文明江南”應該由山、水、詩、書四個維度組成。這里的“詩”是指狹義的文學，“書”則是指與冊本撰寫、制作、暢通、存躲有關的技巧、財產與運作軌制。
必定水平上可以說，“文明江南”的構成經過歷程，就是江南山、水不竭對象化、審醜化、人文明的經過歷程。在此經過歷程中，“詩”與“書”是山、水審醜化、人文明的主要推進力；與此同時，作為審美對象與天然天賦的山川，也為江南文學的成長與冊本財產的勃興供給了滋養與資本。山川與詩書相互形塑，培養了作風奇特的“文明江南”。作為客體的天然山、水與作為主體發明物的文學、冊本相互成績，相互增進，而作為主體人的實行運動便是這種相互融合的原動力。“文明江南”的構成經過歷程是作為主體的人發明、發明江南的山、水、詩、書的經過歷程，也是江南山、水、詩、書滋養、形塑“人”的經過歷程。
晉室南渡之后，陶淵明在九江發明了田園；謝靈運、孫綽則在浙東發明了山川的價值。“莊老告退，山川方滋”，詩人將山川客體化為熟悉的對象，發明了山川的價值，而山川融進了主體，成為詩人性命的一部門。宋代詞人辛棄疾在信州所寫“我見青山多嬌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則更是將山川主體化，讓人處于客體的地位，人成了山川的對象。
對于山川與詩（文學）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提出文學“得山河之助”的命題。中古以降的詩人文士對此多有分析，以為山、水不只供給了文學創作的素材，也構成了文人獨佔的作風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詩(詩詞曲賦)串文”“以路(水系舊道)串帶”，分辨繪就浙東唐詩之路、年夜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甌山河水詩路“四條詩路”，恰是走在汗青的延伸線上。這一打算為文明浙江，也為文明江南供給了經濟一體化之外的文明一體化的測驗考試。但是，作為主要文明符號的“書”的研討與開闢，還有不小的空間。
文明江南中的“冊本世界”
冊本是中漢文明的載體。中國的冊本不竭向東亞與世界傳佈，對世界文明發生了主要影響。江南自中古以降便是冊本生孩子、暢通、存躲的主要區域，造紙、制墨、制筆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藝的發生與改良皆與江南地域慎密相連。從這個意義上說，“書”又是長三角一體化的主要文明元素，對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具有主要的意義。
江南地域與冊本生孩子的相干行業及冊本行業至遲在南朝就很是發財。好比紙，唐以前有剡溪藤紙，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紙，宋代有新安紙、海鹽金粟山年夜躲經紙，明清時期安徽的宣紙更是遐邇著名。再好比印刷術的改良，五代時吳越王施印的陀羅尼經咒，是晚期印刷冊本的代表；宋代慶積年間畢昇的活字印刷，開啟中國印刷術的活字時期；明代無錫、常州等地金屬活字印書，年夜年夜晉陞了印刷的效力與範圍；明代江浙地域的饾版，更將雕版印刷推向極致。這些都對中國印刷做出了主要進獻。為何江南冊本業這般茂盛？當然也與江南的山、水、詩有關。一方面，冊本生孩子依靠于造紙，江南茂盛的竹、木、藤為造紙業供給了源源不竭的資料，江南的水資本也是造紙、印刷業所必須；另一方面，文明、文學創作的繁華也為冊本業的成長供給了文明資本。
同時，冊本業的勃興也培養了大批的文明人與文明世家，江南地域也成為躲書之地，文獻鄉邦。范氏天一閣、錢氏絳云樓、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劉承幹嘉業堂皆是大名鼎鼎的圖書館。乾隆年間，四庫七閣，江南獨佔其三，既是朝廷對文明江南的確定與表揚，同時也安慰了江南文明的成長。除此之外，江南仍是冊本東傳的主要關鍵。我國的冊本經由過程江南這個區域向全部東亞傳佈，遠傳japan(日本)、韓國，構成了王勇師長教師所說的“東亞冊本之路”（王勇《中日“冊本之路”研討》，北京藏書樓出書社，2003）。
唐代詩人殷文圭《題吳中陸龜蒙山齋》：“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披瑟瑟羅。”闡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吳中的代表元素即是“萬卷圖書”小樹屋與“十洲煙景”。乾隆年間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專以鬻書為業者謂之書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處則無，偶有店展，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闡明，無論是現實的情況，仍是在人們的認知與等待中，“書”都是“文明舞蹈場地江南”的構成元素與主要表征。
（作者：馮國棟，系浙江年夜學文學院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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