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陳寅恪
一
1923年，還在歐洲留學的陳寅恪（1890—1969）給妹妹寫信說：
西躲文年夜躲經，多龍樹馬叫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躲文甚有愛好，因躲文與中文，系統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同等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年夜有發現。因躲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顯明。如以西洋說話迷信之法，為中躲文比擬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留意也。我所留意者有二，一汗青，唐史西夏西躲即吐蕃，躲文之關系不待言。一釋教，年夜乘經典，印度少少，新疆出土者亦零星。及小乘律之類，與釋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曲解不知其數。我認為除印度西域本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僧人能通梵文，當能得對的之解，其余都是看文生義，缺乏道也。
這封史無前例的《與妹書》位列陳寅恪著作目次之榜首，或亦可算是他頒發的最早的學術作品。于此，陳寅恪起首對梵、躲、華文釋教比擬語文學研討的學術意義表達了超出時期的真知灼見，他以為對勘漢躲文佛經之異同，必將于漢語“音韻訓詁上，年夜有發現”，“如以西洋說話迷信之法，為中躲文比擬之學”，則可超出以乾嘉諸老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學術之成績。接著，陳寅恪對本身今后的學術標的目的做了計劃，明白汗青和釋教將是他將來學術研討的重點；汗青研討則以吐蕃、唐和西農曆史為主，而釋教研討則以對印度、西域和漢地年夜乘佛典的比擬研討和釋教史為重點，尤其器重梵、躲、華文佛經的對勘，以此來改正漢譯佛典及其注疏中由於譯著者不擅梵文、看文生義而呈現的各類過錯。
陳寅恪于歐美留學時代，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學，同時還接收了很好的中亞語文學（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練習，曾學過躲文、蒙古文、滿文、古回鶻文、西夏文、波文雅等中亞（西域）語文，是一位非常可貴的優良西方語文學家（Oriental Philologist）。所以，在回國之前他立志要以釋教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討為其將來學術研討之重點，以在中國首創釋教和西域語文學研討的學術新風氣。但是，固然明天陳寅恪成了全平易近跪拜的學術偶像，被捧為一代文明的托命之人，卻少見有人對他的釋教和吐蕃、蒙古、西夏等西域地域的汗青和文明的研討有任何稱道，言者都對他的中國中古史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研討推重備至，他最到處頌揚的著作有《隋唐軌制淵源略論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1）和《論再生緣》（1953）《柳如是外傳》（1954）等，此中沒有一部與釋教和西域研討直接相干。明天的陳寅恪是一位巨大的汗青學家、文學家，甚至仍是一位杰出的哲學家、思惟家，他是平易近族、國度、學術、傳統、時令和情懷的象征，可唯獨很少有人記得陳寅恪還曾是一位練習有素，且有出色成績的西方語文學家。實在，非論是從他留學歐美時的肄業經過的事況，仍是從他回國后的前近十年間于清華國粹院和中文、汗青二系的講授和科研成就來看，陳寅恪起首是一位專門研究的西方語文學家，他對釋教語文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于中國粹界的引進和展開，具有無與倫比的學術進獻和影響力，他是中國古代蒙古學、西躲學、西夏學、滿學、突厥學研討的首創者。由于他學貫中西，兼擅中國傳統漢學和東方中亞（西域）語文學（“虜學”），故是傅斯年（1896—1950）于中心研討院樹立汗青說話研討所，盡力建構和實行中國“平易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并由此而完成對中國傳統人文學術古代化時期最博學和最幻想的人文學者的愛崇。
筆者前此曾就陳寅恪與語文學的關系做過一個總體性的闡述，于此謹再就他與釋教語文學和躲學、蒙古學等學科在古代中國之首創的進獻和成績，做一些詳細的論述和會商，以就教于方家。
二
1919年至1921年，陳寅恪于哈佛年夜學印度語文學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隨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傳授進修梵文，長達二年有余。自1921年至1925年，陳寅恪進德國柏林年夜學隨現代印度說話和文獻學傳授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治西方古文字學”（Oriental Philology），重要進修梵文、巴利文，時長近五年之久。眾所周知，陳寅恪海內留學進修從不以獲取任何學位為目標，但若論其留學時的主修科目，則無疑當數梵文和印度研討。可是，學成回國后的陳寅恪并沒有選擇像他的二位導師一樣，做一名個人工作的梵文和印度學家，專門從事梵文、巴利文文獻的語文學研討。路德施自己，以及他的門生林冶傳授（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他曾是陳寅恪在柏林年夜學進修時的同窗，也是季羨林后來于德國哥廷根年夜學肄業時的導師），對于印度學和釋教研討的最年夜進獻是他們對那時于中亞（西域）新出土的梵文釋教文獻殘本的細致的收拾和研討。但是，陳寅恪并沒有走和他們異樣的學術途徑。
據已經與他二度于哈佛和柏林同窗的俞年夜維（1897—1993）回想說：“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愛好是研討釋教對我國普通社會和思惟的普通影響。至于印度的因明學及辯證學，他的愛好就比擬淡漠了。”異樣，陳寅恪本身也曾坦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于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正，于釋教亦止比擬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于微言年夜義之地點，則未能言之也。”可見，陳寅恪專心進修梵文、巴利文的目標是并不是要當一名個人工作的梵文和印度學家，而重要是為了研討中國的釋教，即先要識字，學好梵文、躲文是為了讀懂華文佛典，經由過程梵文、躲文和華文佛經的對勘，來改正漢譯佛典及其注疏中由於譯著者不擅梵文、看文生義而呈現的各類過錯，進而考核由釋教的傳佈而帶來的中印文明互動、交通的汗青，研討釋教對于中國社會和文明的深入影響。
及至20世紀20年月初期，世界治梵文和釋教學的學者們已開端熟悉到躲語文和躲文釋教文獻對于梵文和印度釋教研討的主要意義，至今主導世界梵學研討的印躲梵學研討（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傳統正在構成和成長之中；可是，那時還很少有人留意到梵、躲語文和梵、躲文釋教文本對于漢躲說話的比擬研討、漢躲語系的構建和漢傳釋教研討異樣具有非常主要的意義，也還沒有人做梵、躲、華文三種釋教文本的比擬研討，以此來改正漢譯佛典中呈現的各種曲解和過錯，到達對的懂得華文釋教文獻的目標，并進而摸索年夜乘佛典自印度、經西域至中國構成和成長的汗青。而于中國粹界，那時還沒有一位學者真正讀得懂梵文、巴利文文獻，陳寅恪是第一位在海內主修梵文、印度學，并在中國年夜學開設梵文文法和佛經翻譯課程的中國傳授。由于陳寅恪自己是一位天賦的漢學家，他原來就非常熟習漢傳佛典，故在他于歐美接收了梵文和印躲釋教研討的練習之后，便率先留意到了對梵、躲、華文釋教文本停止對勘和比擬研討的主要學術意義，design出了一條很是有創意的梵躲/漢躲釋教語文學的學術途徑。
值得一提的是，比陳寅恪更早開端在梵、躲、漢釋教語文學這個範疇摸索，并做出了很年夜的學術進獻的是昔時亡命中國的愛沙尼亞男爵、印度學和釋教學家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他是一位于德國Halle年夜學獲得了印度學博士學位的科班梵文/印度學研討專家，早年也曾隨路德施傳授進修過梵文，結業后曾在英國牛津年夜學、俄國圣彼得堡年夜學從事印度學的講授和研討任務。1918年俄國反動迸發，那時正在中國拜訪的鋼和泰從此開端了他于北京近二十年的亡命生活。他曾作為特聘的客座講師和傳授，多年在國立北京年夜學開梵文、印度宗教、汗青等課程。1927年，在哈佛燕京學社等歐美學術機構的輔助下，鋼和泰在北京創立了中印研討所（Sino Indian Institute），專門從事以梵、躲文講授和梵、躲、華文釋教文獻的對勘為主的印、躲、漢三種釋教傳統的比擬研討任務。他開端對梵文佛典與響應的華文佛典停止對勘，測驗考試以華文佛典中對梵文咒語的音譯來研討中國現代音韻，獲得了那時中國有名學者梁啟超（1873—1929）、丁文江（1887—1936）和胡適（1891—1962）等的欣賞和熱忱支撐。鋼和泰持久專注于做《年夜寶積經》之梵、躲、華文本的對勘，1926年，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書了英文著作《年夜寶積經迦葉品梵躲漢六種合刊》（The Kāc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這是世界釋教研討史上第一部做梵、躲、華文佛典對勘的釋教語文學經典著作。1923年，鋼和泰在《國粹季刊》創刊號頒發了由胡適親身翻譯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一文，測驗考試用東方汗青比擬說話學的方式，用華文佛典中的音譯梵文咒字來研討中國現代音韻，曾于中國粹界惹起了宏大的反應。
前述陳寅恪對于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的學術愛好和假想，顯然與這位亡命中的愛沙尼亞男爵不約而合、異曲同工。陳寅恪回國后即在清華國粹院開設“佛經翻譯文學”和“梵文文法”等課程，北京年夜學也曾特邀他往講解“佛經翻譯”課，顯然有興趣在中國開闢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的研討。惋惜如許的教學學問離那時中國粹者們的學術追蹤關心過分遠遠，曲高和寡，不論是陳寅恪，仍是鋼和泰，他們都沒有可以或許勝利地在此前從未受過任何語文學練習的清華和北年夜先生中找到他們的學術知音，故并未能在中國首創出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的學術傳統。在此時代，陳寅恪多年來一向熱情于介入鋼和泰掌管的私塾型唸書班（privatissimum），與他一路對勘和校讀梵、躲、華文本的《年夜寶積經》《妙法蓮華經》等。那些年間，先后介入這個每周六四小時在鋼和泰位于東交平易近巷的私宅內舉辦的唸書班的，除了有鋼和泰的中國門生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等人外，還曾有一眾后來名聞全國的歐美梵文/印度學家、釋教學者、漢學家等，如雷興（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1882-1961，美國加州年夜學伯克利校區漢學傳授）、韋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德國萊比錫年夜學印度語文學、漢學和東亞宗教史傳授）、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德國圖賓根年夜學漢學、釋教學聲譽傳授）、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國芝加哥年夜學漢學傳授）等。這些學者都是兼通梵、躲、華文的釋教學者，是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研討的前驅。他們在鋼和泰組建的“中印研討所”的旗號下，構成了一個非常貴氣奢華的國際性的釋教語文學學術團隊。惋惜，如許高水準的國際性學術一起配合由於鋼和泰于1937年英年早逝和抗戰的開端，很快就成了盡唱。陳寅恪于1937年11月分開北京，開端了多年于南邊諸省流離失所的生涯，從此便再沒無機會專心從事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的研討任務，這其實是中國粹術的一個喜劇。
無須諱言，陳寅恪并沒有在鋼和泰和他本身配合design和首創的這條學術途徑上持續前行，歷來沒有頒發過他本身從事梵、躲、華文釋教文本的對勘和比擬研討的學術作品。他們于北京首創的這個梵、躲、漢釋教語文學研討的傳統，持久以來都沒有在中國開花成果。中國粹者近幾十年來多有借助梵、躲、華文佛經的比擬研討，來做中國現代音韻訓詁類的研討，特殊是借助這種方式來研討現代漢語音韻和語法，獲得了令人注視的成就。但以這種方式做釋教語文學研討，研討梵學自己則非常少見。最好地實行并成長和完成了鋼和泰、陳寅恪快要一百年條件出的這個學術幻想的或是不久前英年早逝確當代最優良的釋教語文學家（文獻學家）之一、japan(日本)創價年夜學傳授辛嶋靜志（1957—2019）。辛嶋師長教師為釋教語文學學術的平生，其最年夜成績就是經由過程對見于梵、漢、躲文釋教經典中的大批釋教語詞的逐字逐句的對勘和對比研討，構建年夜乘佛典從印度、經西域到中國的構成和成長的汗青，并對漢傳釋教經典的說話、概念和傳統簡直定和演化的汗青經過歷程提出了良多具有推翻性的一孔之見。或可以說，只要辛嶋靜志才是鋼和泰、陳寅恪最梯己的學術知音和最具格的衣缽傳人，他們之間的學術血脈關系超出時空。
三
如前所述，陳寅恪于《與妹書》中自稱他并非特殊留意“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的漢躲說話比擬研討，而對汗青和釋教研討更感愛好。但是，從他早年的研討作品來看，他對汗青和釋教的研討實在從未離開印躲釋教學者所善於的文本語文學方式，對說話（術語）和文本的比擬研討一直是他的學術研討的最年夜特點，凸顯其作為語文學家的學術本質。與他同時受聘為清華國粹院導師的趙元任（1892—1982）已經在回想陳寅恪的文章中說：“第二年到了清華，四個研討傳授傍邊除了梁任公留意政治方面一點，其他王靜安、寅恪跟我都愛好搞音韻訓詁之類題目。寅恪總說你不把基礎的資料弄明白，就急著要論微言年夜義，所得的結論仍是不成靠的。”這也證實陳寅恪對釋教的研討以語文學研討為動身點，而不以對宗教義理和思惟的研討為重點。
陳寅恪于回國最後幾年頒發的學術論文基礎上都是關于釋教文本的，特殊是敦煌新出土的華文釋教文本的研討，此中有《年夜乘稻芉經隨聽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人緣曲跋》（1927）《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1927）《懊悔滅罪金光亮經冥報傳跋》（1928）《須達起精舍人緣曲跋》（1928）《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1929）《年夜乘義章書后》（1930）《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1930）《敦煌本唐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1930）《蓮花樣尼落發人緣跋》（1932）《西夏文佛母年夜孔雀明王經夏梵躲漢合璧校釋序》（1932）《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年夜般若經殘卷考》（1932）等等。由此可見，他最早頒發的這些學術文章都是釋教語文學研討的作品。
上列這些文章年夜部門很短小，都是對昔時新見的敦煌和黑水城出土華文和西夏文釋教文本的簡略先容和闡明。內在的事務年夜致有以下三個類型，一是同定這些新見的、殘破的敦煌釋教文本，經由過程發明與這一文原形應的梵、躲文本，并借助海內學者對它們所作的最新的收拾和研討結果，來辨明它們的來歷、傳承和內在的事務。其學術意義即在于經由過程對多語種文本的比擬研討、對文本之構成佈景的剖析（語境化和汗青化），來構建釋教傳承的汗青。二是經由過程對某些特別“詞匯”“概念”之翻譯、流播經過歷程的追溯，來察看思惟、不雅念和風俗的流變。例如，他在《年夜乘義章書后》一文平分析華文佛典中若何對“悉檀”Siddhaˉnta、“菩提”bodhi等詞匯發生曲解，以及華文中的“道”“法”“末伽”等詞與梵文的Maˉrga一詞的淵源關系等；又在《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年夜般若經殘卷跋》一文中會商西夏文語詞“無情”“眾生”和“無上”等詞匯的來歷，辨明它們與梵、躲、華文響應詞匯的關系，試圖從考核一個詞匯（術語）的構成和流播動身構建一段思惟和不雅念的汗青。三是對釋教經典文本對于漢語文學作品的影響有特殊獨到的研討，如他在《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一文中以《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中的詳細事例來說明“由佛經演化之文學”的經過歷程，行將“此篇與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見演義小說體裁原始之情勢，及其嬗變之流別，故為中國文學史盡佳材料”。陳寅恪對釋教文獻中的故事、母題和敘事的構成和傳佈，和它們對中國文學作品從文體到內在的事務的影響有很多非常精到的發明和研討，如他對《賢愚經》之成書的剖析、對《西游記》之孫行者、豬八戒、沙僧三小我物之原型的溯源、對華佗故事的探討等等。
20世紀20年月初，Walter Benjamin（1892-1940）已經如許說過：“我不將語文學界說為說話的迷信或許汗青，在它最深的層面，語文學是術語的汗青（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語文學浩繁的界說中有一種是“對言語（單詞、詞匯）的汗青的研討”（the study of words共享空間 historically），這與Benjamin所說的“語文學是術語的汗青”有共通之處。他以為語文學的一個最獨到的本事就是能從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即從多種說話、文本、文明傳統動身，來對待曩昔和汗青。在這一點上，與其同時期的陳寅恪無疑是Benjamin最好的學術知音，他的後期學術作品都是從多語種文本、多元文明的視角動身，經由過程對一些釋教詞匯（術語）、概念、敘事的比擬研討，來構建分歧平易近族、宗教和文明之間互動和交通的汗青。
不論是梵文/印度學研討，仍是梵學研討，在陳寅恪學術養成的阿誰年月，從事的都是一種文本語文學（Textual Philology）的研討。換言之，一切梵文/印度學家和梵學家起首都應當是語文學家，他們的研討任務經常繚繞著對一個詳細文本的校讀和譯注而睜開。而這種來自歐陸的文本語文學學術傳統無疑與中國粹者們熟習的傳統學術方式相距甚遠，或很難把它原封不動地引進中國，有需要對它做中國化的轉變，以順應和改造中國的學術傳統。陳寅恪于其全部學術生活中都并沒有做過一個梵文或許躲文釋教文本的精校本一類的廣義語文學學術作品，但這并不表白他完整疏忽了他曾持久浸淫其間的這種非常高精尖的文本語文學傳統。相反，他比同時期的年夜部門中國粹者更器重他所研討的漢語文本的版本和傳播的汗青，也曾破費大批時光對他所研討的文本停止非常細交流致的校讀和訂正。他將梵文/印度學傳統中的精校文本的學術方式應用到了漢學研討範疇，并把西方文本語文學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駁（Textual Criticism）方式和中國傳統的訓詁、對勘和考證等方式聯合在一路，在語文學這個層面上，將中西學術傳統完善地整合到了一路。
按其門生蔣天樞的說法，陳寅恪“自回國任教清華后，逐步展開對中譯本佛經之研討，尤其在遷居清華西院三十六號后，用力尤勤。惜所校正有關佛經之書，今僅存《高僧傳》一至四集及《弘明集》《廣弘明集》各書罷了”。“師長教師治學方式，用思之精密極于毫芒。雖因循清人治經途術，實匯中西治學方式而一之”。“師長教師于此書，時用密點、圈以識其要。書眉、行間，批注幾滿，細字密行，字渺小處，幾難辨識。就筆跡、墨色不雅之，先后校讀非只一二次，具見其用力之勤劬。而行間、書眉所注者，間雜有巴利文、梵文、躲文等，以參證現代譯語，皆樞所不識，不敢贊一辭也”。
由此可見，陳寅恪校正華文釋教文書的任務甚至跨越了東方文本語文學中的“精校本”的制作，除了文本的厘定和語文、詞語的勘誤外，還參加大批注疏、史事訂正和他本身的研討心得等外容，惋惜這些經他校正過后的漢語釋教文本從未獲得收拾出書，有的或早已遺掉，這是中國釋教語文學學術的嚴重喪失。顯然，特別校讀文本是陳寅恪治學之最基礎，他不單不遺余力地校正漢語釋教文獻，並且對他所研討的文學和汗青文獻異樣也是這般。聽說他曾對《世說新語》做過很是精緻的校讀和批注，特殊是對此中與釋教相干的內在的事務做過很當真的文本研討。他還細心地批注過《新五代史》，惋惜它們都已于1938年喪失。于流離失所南邊諸省之際，陳寅恪還曾三度精校《新唐書》（1939年9月、1940年12月、1942年4月），他最為人稱道的對唐史的高深研討無疑就是樹立在他對《新唐書》等文本的特別校讀的基本之上。傅斯年說“史料即史學”“史學語學全不克不及分”，此便是說，汗青研討的基本起首是對史料停止語境化和汗青化的處置，把史料用語文學的方式對的處置好了，汗青也就躍然于紙上了，所以，語文學家同時也就是汗青學家。
四
陳寅恪第二次進柏林年夜學留學的近五年間，除了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學以外，他還同時于此接收了周全的中亞（西域）語文學的練習。這個時期正好是柏林之中亞語文學研討的黃金時期，由于德國的幾回吐魯番探險帶回了大批梵文、躲文、古回鶻文、蒙文等中亞語文和華文文獻，對它們的解讀和研討給柏林的西方學、中亞語文學研討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勃勃活力。如前所述，陳寅恪的梵文、巴利文導師路德施傳授攜其門生林冶等專門從事吐魯番出土梵文釋教文獻殘本的研討，而有名的古回鶻文專家、德公民俗博物館的研討員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則擔任收拾吐魯番出土的現代回鶻文釋教文獻，與他一起配合的還有有名突厥學家、中亞探險家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與此同時，德國那時最有名的漢學家、柏林年夜學漢學傳授Otto Franke（1863-1946）組織了一個專門解讀清代四體碑刻的唸書班，餐與加入者有后來成為Franke繼續人的漢學家、蒙古學家、滿學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傳授和滿學家Erich Hauer（1878-1936）傳授等學者，他們分辨擔任對清四體碑刻的蒙古文和滿文的解讀。而柏林更是那時歐洲躲學研討的一個重鎮，陳寅恪在柏林年夜學留學時有一批著名的躲學家在柏林從事躲語文的講授和躲學研討。柏林年夜學第一位躲學傳授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恰是在陳寅恪留學柏林年夜學時代完成傳授升等論文，漸次擔負私家講師和傳授職位的。在他之前，在柏林年夜學傳授躲語文的是宗講授傳授Hermann Beckh（1875-1937）。而同時代在柏林從事躲學研討的躲學大師至多還有考古學家、印躲學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漢學家、釋教學家雷興，漢學家、說話學家西門華德（Walter Simon，1893-1981），躲學家、蒙古學家Johannes Schubert（1896-1976）等等，可謂群星殘暴。甚至連西歐最後解讀了西夏文《法華經》的漢學家Anna Bernhardi（1868-1944）密斯昔時也在柏林風俗博物館任務。明天我們無法逐一斷定陳寅恪能否和上述這些中亞語文學範疇內的精英學者們都曾有過直接的學術聯絡接觸，但可以確定那時柏林這種濃烈的中亞語文學學術氣氛給陳寅恪的學術生長帶來了宏大的影響。上述一切這些學者都是身懷多種特技，同時跨越了好幾個學術範疇的語文學家，故陳寅恪在柏林同時進修梵文、躲文、古回鶻文、蒙古文、滿文和西夏文等多種語文，并終極成為跨越多個學術範疇的中亞語文學家也是瓜熟蒂落的工作。
陳寅恪于東方進修了很多種西方和中亞現代語文，也可以或許絕對方便天時用那時新出土的和已被解讀了的敦煌出土古躲文汗青文書和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古回鶻語文材料，以及早先被歐洲西方學家翻譯、研討過的躲文和蒙古文汗青文獻等，再加上他對有關西域史地的華文汗青材料原來就很是熟習，故研討現代突厥、吐蕃、回鶻、蒙古、滿洲等“塞表殊族之史事”，對他來說或是一種很是天然的學術選擇。回國前，他迫切地請求她妹妹為他購置“總價約萬金”的圖書材料，此中“最要者即西躲文正續躲兩部”“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見，除了釋教研討之外，他對西域語文和汗青研討，特殊是西躲、蒙古、滿洲和回回（突厥）的汗青和宗教研討都曾有過很年夜的熱忱。在他回國的頭幾年，西域語文和汗青顯然也曾是他研討任務的重心之一。1930年起，他擔負中心研討院汗青說話研討所汗青組的組長，介入安排所內之西域史地的研討計劃；1931年，他“又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得遍閱故宮滿文老檔”。陳寅恪為在古代中國首創躲學、蒙古學、突厥學、西夏學和滿學等學術範疇都做出了不成磨滅的宏大進獻。
自1927年至1931年間，除了前述多種釋教語文學研討作品外，他還頒發了多篇研討西域語文和汗青的學術文章，它們是《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討之一，1930）《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蒙古源流研討之二，1930）《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討之三，1931）《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討之四，1931）《幾何底本滿文譯本跋》（1931）等。上列這寥寥可數的幾篇學術論文，簡直就是迄今所見陳寅恪學術生活中頒發的研討中亞（西域）語文學的所有的作品，但它們倒是中國最早的、具有國際水準的古代西躲學和蒙古學（蒙元史）研討的優良結果，它們不單首創了中國西域研討的新風尚，並且也為中國傳統漢學研討注進了“虜學”（西域學）的新營養。
陳寅恪并不是一名專門研究的躲學家、蒙古學家或許西夏學家、滿學家。在阿誰年月，一名專門研究的躲學家會選擇從事梵、躲文釋教文獻的文本研討，或許會做敦煌、吐魯番出土古躲文文獻和吐蕃金石碑刻、翰札的翻譯息爭讀任務；而蒙古學家則會專注于對諸如《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現代蒙古文汗青文獻的搜集、收拾、翻譯和研討任務。而陳寅恪沒有直接做躲、蒙文文本譯注的文本語文學研討，他所樂于從事的更多是屬于語文學中的“文本批駁”（textual criticism）或許“高級批駁”（higher criticism）類的研討，確實地說是對這些文本的作者、來歷、成書和傳佈經過歷程停止細致的考證，并經由過程多語種文本的比擬來弄清文本中呈現的各類名物軌制的說話和汗青涵義，以構建汗青（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他對清代漢譯《蒙古源流》的研討就充足反應出他的這種學術特色。
概況看來，陳寅恪最善於的研討無非是對多語種文本記錄中的人名、氏族名、地名、職官名和年月，及其它們之間的嬗變關系的細致考據，可恰是如許的研討使他超出了乾嘉諸老等傳統中國粹術大師于西域史地這個範疇內所獲得的學術成績，并使中國粹者解脫了因欠亨“虜學”而于東南輿地之學研討上所遭受的宏大窘境。韓儒林已經說過，對于蒙古學研討而言，波文雅、阿拉伯文文獻很是主要，而中國的先輩學者“為時期所限，對穆斯林史料不甚熟習，自己又不克不及直接瀏覽西人闡述，所用本國資料滿是從歐洲譯本重譯的穆斯林史料。晚期歐洲蒙古史學家，多不懂華文，不克不及相互比勘，譯音用字紀律不嚴，人名地名隨便音譯，依據這種程度不高的東方譯本請人譯成華文，天然是錯上加錯，成果貽誤了我們的老先輩。”而陳寅恪將他于歐美所受的這一套中亞語文學練習非常完善地應用到了他對躲學和蒙古學的研討之中，為中國的東南輿地之學首創了兼通中西的古代學術新風。
近日，劉迎勝稱“蒙元［史］研討是汗青學家陳寅恪師長教師所首創，吸納了歐洲西方學元素，學人群起而相從的古代中國史學研討範疇之一”，這當是他在重讀陳寅恪頒發于1929年的《元代漢人譯名考》一文之后得出的深入領會。陳寅恪這篇文章會商的是元末筆記陶宗儀《輟耕錄》中所載“漢人八種”之項目。此前，錢年夜昕（1728—1804）、箭內亙（1875—1926）等中外著名學者都曾猜忌其中既不見“漢人”、也沒有“南人”的所謂“漢人八種”當屬偽舛，而陳寅恪卻以為此中必有待發之覆，故“今為考據當日漢人之名，其譯語本為何字，兼采近年本國成說，覆以蒙古舊史之文，以其定義之變遷及涵義之廣狹，立一假定之說，以說明之”。他經由過程對《元史》《華夷譯語》《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拉施德書》（《史集》）《史貫》等那時代最主要的漢、蒙、波文雅汗青文獻中呈現的各類與漢、漢人、漢軍相干的稱號停止細致的排查、比擬和剖析，年夜致弄清了“漢人八種”之項目的來歷和涵義，從而為人們熟悉宋、遼、金、元時期中國南方錯綜復雜的平易近族關系、懂得那時之平易近族認同的復雜性質供給了宏大的輔助。正如他本身所總結的那樣，“蓋一時期之名詞，有一時期之定義。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分歧，往往宏大之膠葛偽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謹慎也”。
陳寅恪的另一篇與蒙元史研討相干的論文《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異樣是中亞語文學研討的一篇經典之作。地名，即地輿地位和地輿周遭的狀況，對于汗青和汗青研討的主要意義自不待言，但“汗青上往往有地名因其間隔不遠，現實相干，復經數種平易近族之說話輾轉迻譯，乃至稱號淆混，雖治史學之專家，亦不克不及不為其所誤者，如蒙古源流之靈州寧夏榆林等地名，是其一例”。《蒙古源流》中呈現了Turmegei、Temegetu和Irghai等三個地輿地位附近的地名，它們不單在《蒙古源流》的蒙、滿、漢三種說話版本的對譯中就已呈現凌亂，並且，在《元朝秘史》《拉施德書》《圣武親征錄》《馬可波羅游記》和《元史》等那時代各類文字的汗青文獻中，它們以分歧說話和分歧情勢的稱號呈現，先輩學人如《蒙古源流》的輯校者和德文譯者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圣武親征錄》的校注者王國維、《馬可波羅游記》的編注者亨利玉兒（Sir Henry Yule，1820-1889），還有《蒙兀兒史記》的作者屠寄（1856—1921）、《多桑蒙古史》的作者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等人對這些地名的認知各有各的說法，也各有各的過錯。在阿誰年月，常常漢學家不懂蒙古文、波文雅，而蒙古學家則不懂華文，故對這些稱號的譯寫和確認都茫無頭緒。陳寅恪經由過程對以上這些文本中呈現的這些地名及其與它們相干的汗青事務的細心對比和考據，最后考定其各類分歧的譯名，確認Turgegei即靈州、Termegetu是榆林、Irgai為寧夏。
需求誇大闡明的是，像說明《輟耕錄》中呈現的含有多個非漢語稱號的“漢人八種”之項目，和斷定有蒙、滿、漢三種說話文本的《蒙古源流》中呈現的這三個地名之確實地看一類的題目，若以乾嘉舊學的方式是沒有措施處理的，它不克不及僅僅依靠華文文獻，而必需借助蒙元時期的蒙古語和波文雅文獻，并用比擬說話學的方式，對這些分歧語種的文本中呈現的相干稱號停止細致的對照研討，剛剛可以或許使它們逐一名從主人。而每一個稱號之演化的背后，都有著一段波折的汗青，若能把這些稱號放回到它們現實所處的阿誰時期的汗青中往考核，對其變更中的汗青涵義做出合適時期的定義，則將有助于揭穿這一段政治和社會成長的汗青。傅斯年主意汗青研討要“上窮碧落下鬼域、脫手動腳找工具”，還要“以漢還漢、以唐還唐”，這種語文學家和汗青學家必需具有的學術精力在陳寅恪這篇文章中獲得了完善的表現。
能將一個研討“漢人”的題目，和研討元代與西夏相干的幾個地名的研討，放在這般遼闊的多平易近族、多語種的汗青佈景中來考核，能把一個或是漢學和蒙古學的題目放進一個這般國際化的多元和高真個學術周遭的狀況中來停止對話，這在近百年之后的明天仍然仍是我們盡力中的一個學術標的目的，所以，說陳寅恪是古代中國蒙元史研討的學術首創者是恰到好處的。他既熟習工具方蒙古學、蒙古史研討的最新成績，又能直接應用蒙古文、波文雅文獻來研討蒙元史，遠遠超出了洪鈞（1839—1893，《元史譯文證補》）、柯劭忞（1848—1933，《新元史》）、屠寄（1856—1921，《蒙兀兒史記》）、王國維（1877—1927，《圣武親征錄校注》）等先輩中國粹者于這一範疇的研討成績。盡管陳寅恪關于蒙元史研討的闡述未幾，但就其學術方式和水準而言，或都可與世界漢學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作比擬，也與異樣兼擅蒙古學、滿學的德國漢學傳授海涅士相仿佛，后者或能夠就是陳寅恪在柏林時的蒙文和滿文教員。
五
盡管陳寅恪歷來不是一位個人工作的躲學家、躲學傳授，但他異樣可以被以為是古代中國躲學研討的首創者瑜伽場地。1925年，德國柏林年夜學錄用August Hermann Francke為該校汗青上第一任躲學傳授，統一年，或曾隨其學過躲文的陳寅恪分開了柏林年夜學，他被清華國粹院聘為導師，他或也是中國汗青上第一位可以稱得上是古代躲學家的年夜學傳授。
凡是，我們樂于將于道泉（1901—1992）譽為古代中國躲學研討的首創者。與陳寅恪比擬，于道泉或是一位更個人工作的躲學家，他曾為新中國躲學研討的構成和成長做出宏大進獻。可是，于師長教師對中國躲學研討做出的重要進獻，當是他于20世紀50年月初在中心平易近族學院樹立起了中國年夜學中第一個從事西躲語文講授的學術機構，并培育出了新中國第一批躲學研討的焦點人才。而當陳寅恪頒發《年夜乘稻芉經隨聽疏跋》《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等學術文章時，于道泉還正在雍和宮追隨喇嘛們進修躲語文。于道泉也可算是陳寅恪的門生，他曾隨鋼和泰、陳寅恪一路進修梵語文、對勘《年夜寶積經》，后來他也是在陳寅恪的推舉下進進中心研教學討院汗青說話研討所擔負助理研討員，并在他領導下專門從事躲學研討的。無疑，陳寅恪遠早于于道泉接收了古代躲學的學術練習，并率先頒發了具有國際一流學術水準的躲學論文，于中國粹界開了古代躲學研討之先河。
《年夜乘稻芉經隨聽疏跋》應當是陳寅恪正式頒發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那時他曾經37歲。這篇論文不單標志著他厚積薄發的學術著作生活的開端，並且它在躲學研討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那時敦煌出土古躲文釋教文獻研討尚處于草創階段，陳寅恪在伯希和、羽田亨（1882—1955）和石濱純太郎（1888—1968）等人後期研討的基本上，確認了不見于漢地釋教載記的吐蕃譯師法成的成分、運動年月及其重要譯著，還在《西躲文年夜躲經》中進一個步驟確認了法成所譯的唐玄奘門生圓測造《解深密經疏》之躲文譯本，并探討了法成造《年夜乘稻芉經隨聽疏》于躲文佛典中的能夠的文根源頭，提出“本日所見中文經論注疏凡號為法成所撰集者，實皆譯自躲文”的不雅點。陳寅恪最后指出“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猶慈恩之于震旦”，“同為溝通工具學術，一代文明所托命之人”。如許出色的斷語，明天聽來仍然振聾發聵，而近百年下世界敦煌古躲文釋教文獻研討的結果充足證實陳寅恪昔時言之有理，他的真知灼見迄今仍然令人敬佩。
陳寅恪別的與躲學研討相干的論著是他專門研討《蒙古源流》系列論文中的兩篇。《蒙古源流》自清代被譯成滿文和華文后，一向是研討蒙古汗青，特殊是蒙躲關系史的主要文獻。可是，對于不克不及同時應用其蒙、滿、漢三種語文的版本的學者來說，要讀懂和應用這部汗青材料仍是有很年夜的艱苦的，由於《蒙古源流》多采躲文汗青著作中的材料，顛末多種文字的傳譯之后，此中呈現的各類稱號都有很多訛誤，難以辨明息爭讀。陳寅恪顯然已經有一個將蒙文《蒙古源流》與清代的滿文、華文譯本停止比擬研討的弘遠計劃，他要對讀這三種文字的文本，并參照那時施密德的蒙文校譯本和德文譯本，并借助躲文汗青文本的譯著本，來勘誤《蒙古源流》各類文本呈現的“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地譯音之偽讀”，以還其汗青的原來臉孔。
陳寅恪研討《蒙古源流》率先做的一個標題是對書中所見吐蕃贊普名號和年月記錄的勘誤。由于《蒙古源流》對于吐蕃贊普之名號、年月和汗青的記錄都輾轉傳自吐蕃古史，原來多有謬誤，待翻譯成滿文、華文時，則又增添更多的過錯，是故“綜校諸書所載名號年月既多偽誤，又復相互違異，莫衷一是”，于是，陳寅恪便將它們與新、舊《唐書》等華文史籍中所載吐蕃贊普材料停止對比，復引那時曾經德國釋教和西躲學者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刊布和翻譯的《吐蕃王統記》（《拉達克王統記》），即所謂“躲文嘉喇卜經Rgyal rabs者”中有關吐蕃贊普王統的記錄，來理清吐蕃贊普之名號和年月，順次校訂蒙、滿、華文本《蒙古源流》之各類訛奪。尤其寶貴的是，陳寅恪應用了北年夜所躲繆氏藝風堂“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拓本，于其碑陰吐蕃文（躲文）列贊普名號中找見了與華文古籍中所稱“吐蕃彝泰贊普”響應的吐蕃贊普的躲文名號Khri gtsug lde brtsan，即《新唐書》中的“可黎可足”，與其年號“彝泰”響應的躲文為skyid rtag，于是，由于古今分歧語種文本輾轉傳譯而形成的有關吐蕃贊普名號和年月的各種違誤和爭議便水到渠成了，《蒙古源流》所載吐蕃贊普的汗青從此釀成了有確實名號和年月根據的信史。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一文，則以元帝師八思巴造《彰所知論》“與蒙古平易近族以汗青之新不雅念及方式，其影響至深且久”為動身點，認定《蒙古源流》“其書之基礎不雅念及編制文體，實取之于《彰所知論》”。他的這篇文章即經由過程對以《蒙古源流》為代表的蒙古舊史，若何遭到《彰所知論》的影響，遂于蒙古族族源“與其原來近于夫余鮮卑等平易近族之感生說，及其所受于高車突厥諸平易近族之神話”之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從頭建筑，采取并行自力之資料，列為直貫一系之業績。換言之，即糅合數平易近族之神話，認為一平易近族之汗青”。陳寅恪經由過程對《彰所知論》和《蒙古源流》的比擬研討，考核了西躲汗青敘事傳統對蒙古著史傳統所發生的深入影響，勝利地輿清了蒙前人若何層累地建構其祖先和平易近族汗青的經過歷程。與此同時，他還借助躲文《吐蕃王統記》的記錄，對《彰所知論》（漢譯本）和《蒙古源流》中所列吐蕃贊普及蒙古王族之名號逐一做了校訂，對《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一文做了更進一個步驟的彌補。
像如許類型和水準的躲學研討在那時的中國粹界是盡無僅有的，這種能將漢、躲、蒙、滿語文宗教和汗青文本研討熔于一爐、以小見年夜的躲學、蒙古學研討，于那時的中國生怕只要陳寅恪一小我才幹夠做獲得。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上述幾篇與躲學相干的學術文章所會商的題目的動身點實在是漢學或許蒙古學研討，像考定吐蕃彝泰贊普的名號和年月，勘誤蒙、滿、華文本《蒙古源流》中贊普名號等，其學術意義更在于它們處理了漢學和蒙古學的困難。所以，陳寅恪所做的這品種型的躲學、蒙古學研討，都與漢學研討相干，或更應當回類于中亞語文學（“虜學”）的范疇。如許的研討對學者的語文才能和語文學水準比對零丁從事專門研究的躲學或許蒙古學的學者們有更高的請求。如許的研討在海內漢學家中也只要像伯希和、海涅士如許兼通多種中亞（西域）語文的學者才幹把它做好，而陳寅恪是多數幾位可以和伯希和、海涅士比肩的兼擅漢學和中亞語文學的杰出學者。
六
令人遺憾的是，陳寅恪似乎很快就不再涉足中亞（西域）語文學的研討了，特殊是進進20世紀40年月后，他很少再做有關西域諸平易近族語文和史地的研討，自稱“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高低群情于其間”。究其緣由或有良多，此中之一當如其所謂：“寅恪生平治學，不敢逐隊隨人，而為牛后。”他昔時從事中亞語文學研討時的學術參照和對話對象，都是那時世界最一流的學術人物和他們的一流研討結果，如荷蘭蒙古學家、躲學家Isaac Jacob Schmidt，德國躲學家、釋教學者Emil Schlagintweit，德國古回鶻語文研討專家Friedrich W. K. Müller，japan(日本)西域、“滿蒙”研討專家白鳥庫吉、箭內亙，俄國突厥學、蒙古學家Vasily Barthold，德國梵文/印度學家路德施，法國漢學、中亞語文學家伯希和等人。陳寅恪所撰寫的有關多語種釋教文獻和西域史地的研討文章良多都與回應、彌補或許勘誤前列這些世界一流學者們的相干著作有關。而如許的學術前提，在他回國多年之后已不復存在，他不單再難實時取得東方最新發布的學術材料和學術著作，並且就連本來在歐洲時購集的西文學術著作也曾經喪失了不少，故歷來不甘為牛后的陳寅恪大要只好廢棄他曾用力最多的對敦煌出土多語種釋教文獻和西域史地的研討。
固然陳寅恪本身于20世紀40年月初開端已不再專門從事蒙古、西躲、西夏研討了，但他作為中國古代西域語文學研討的首創者，曾經對古代中國的西躲學、蒙古學、西夏學和釋教語文學研討的構成和成長作出了無可替換的主要進獻。並且，值得光榮的是，他所首創的這幾個西域語文學研討範疇于中國亦已后繼有人，一度呈現了相當喜人的提高。中國新一代杰出的語文學、汗青學學者如韓儒林、王靜如和林藜光等人，也都曾步陳寅恪之后塵；在東方，特殊是在巴黎，親隨伯希和等優良的中亞語文學家接收了很嚴厲的語文學練習，他們自20世紀30年月中后期開端陸續頒發的一系列研討結果，顯然比陳寅恪上述學術論文更專門研究、成熟和精致，很快就超出了陳寅恪在這些範疇的學術成績。
中國粹者中直接繼續和成長了陳寅恪的蒙古學（蒙元史）、躲學和突厥學研討傳統的是中國蒙元史學術大師、南京年夜學汗青系傳授韓儒林（1903—1983）。韓師長教師曾是伯希和的進室門生，隨伯希和接收了中亞語文學的練習，并亦曾在陳寅恪留學過的柏林年夜學亞洲研討院進修。1936年學成回國后，他即成為繼陳寅恪之后中國古代蒙元史研討最主要的首創者，他將以“審音勘同”為特點的汗青說話學方式應用于對中國東南平易近族史地的研討，他于這一範疇獲得的傑出成績超出了陳寅恪。例如，他頒發于1940年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和《蒙古氏族札記二則》等文章從學術選題到史學方式上，都與陳寅恪的《元代漢人譯名考》和《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等文章有顯明的個性，但顯然更專門研究、更深刻。異樣，在躲學研討範疇，韓儒林也繼續和發揚了陳寅恪所首創的學術風尚，他的《吐蕃之王族與宦族》一文與陳寅恪研討吐蕃贊普名號的學術方式一脈相承，是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頒發十年之后，最能代表中國躲學研討成績的優良作品。還有，韓儒林于1936年完成的《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注》《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譯注》《突厥文日欲谷碑譯文》等三篇文章，也是最早專門研究地將東方突厥學研討結果先容給中國粹術同業們的主要著作。
如前所述，陳寅恪曾于柏林開端進修西夏文，但自稱“于西夏文未能通解”，可是他在回國后于中國最先提倡了古代西夏語文研討。嚴厲說來，他所做的西夏學研討都是與他已經領導過的清華國粹研討院先生王靜如（1903—1990）一起配合研討的結果。他們師徒已經一路測驗考試讀解西夏文釋教文本，并一起配合編寫見躲于中國的西夏文文獻目次。盡管陳寅恪本身后來未能像他本來假想的那樣，在西夏語文和汗青研討這一範疇內有更多的耕作和收獲，但王靜如卻成了阿誰時期世界最杰出的西夏學家之一，更是中國“使西夏研討直上迷信途徑的開創者”。1932年至1933年間，中心研討院汗青說話研討所出書了王靜如編著的《西夏研討》一至三輯，奠基了他于國際西夏學研討範疇的學術搶先位置。1933年，王靜如赴歐洲留學，也曾受業于伯希和等東方漢學和中亞語文學大師。1936年，王靜如即以他的三卷本《西夏研討》取得了被人稱為世界漢學研討之諾貝爾獎的儒蓮獎，他于西夏研討範疇所獲得的優良結果獲得了國際學術同業們的認可。異樣，于梵文和釋教語文學範疇，進進20世紀40年月后陳寅恪也再沒有新的著作問世，但是他所首創的工作并沒有中止。曾為鋼和泰門生于漢印研討所進修、任務多年的林藜光，于1933年赴法國進修，持久從事《諸法集要經》（《處死念處經》）之梵、躲、華文本的對勘、校正、翻譯和注釋任務，先后出書了《諸法集要經研討》四卷，成為這一範疇內的經典著作。林藜光于釋教語文學範疇的學術成績和國際影響力無疑超出了包含陳寅恪在內的任何古代中國粹術同業們的著作。
最后，或有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陳寅恪是群星殘暴的古代中國人文學術史上最刺眼的一位巨人，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一名超等好漢，並且，迄今為止他仍然仍是最受眾人跪拜和難以超出的學術偶像；可是，無須諱言，陳寅恪的學術影響力基礎只局限于中國，他并不是一位世界性的學術巨匠。陳寅恪于古代中國粹術之最巨大的進獻之一在于他把東方中亞（西域）語文學的學術方式和結果引進了中國，使得漢學或許說中國傳統的人文學術得以進進一個更年夜、更遼闊的學術空間，釀成一個加倍專門研究、規范和古代的學科，并真正成為世界學術的無機構成部門。盡管陳寅恪是一位優良的中亞語文學家，可他所從事的學術研討重要以漢學和對華文文獻的研討為中間，在學術作風上和他同時期年夜部門專門研究的東方中亞語文學學術同業們有顯明的差異，故很難停止直接的學術對話和對它們做公正的學術比擬。並且，陳寅恪歷來沒有效華文以外的文字頒發過任何有關釋教和西域語文學研討的作品。
與陳寅恪同時期的那些東方中亞語文學學術大師，盡年夜部門都是專精于某一個學術範疇的文本語文學威望，如路德施、鋼和泰、林冶是印度學、印躲釋教語文的專家，以收拾息爭讀梵文、躲文釋教文獻為終生的志業，而Friedrich W. K. Müller則是解讀吐魯番出土古回鶻文釋教文獻的首創者和盡對威望，異樣以文本語文學的出色成績著稱。于陳寅恪活潑的阿誰時期，歐洲列國都呈現了不少頂級的躲學家，除了或曾是陳寅恪躲文教員的August Hermann Franke以外，還有如英國的F. W. Thomas (1867-1956)、法國的Jacques Bacot (1877-1965)、Marcelle Lalou (1890-1967)和意年夜利的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人，他們無疑都是比陳寅恪更專門研究的西躲語文學家，其學術工作以收拾、解讀新疆和敦煌出土古躲文文獻和研討躲傳釋教文獻、汗青和藝術為主。由于陳寅恪基礎沒有從事過直接對梵文、躲文、蒙古文、滿文等西域語文文獻的收拾、精校和研討任務，所以，上述這些中亞語文學大師的學術成績和他的優良的學術作品沒有很年夜的和直接的可比性。與陳寅恪的學術途徑最為接近的應當是東方那些異樣對中亞語文學有極年夜愛好的漢學大師們，如德國的海涅士、雷興（戰后成為美國加州年夜學伯克利校區西方說話系的傳授）和法國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等，他們都曾與陳寅恪有過絕對慎密的學術聯絡接觸。若以純潔的傳統漢學而言，信任陳寅恪的學術水準當都在這幾位學術大師之上，然若從“虜學”的角度來評判，則他們的西域語文學水準或也都勝于陳寅恪。海涅士固然是一名漢學傳授，但他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蒙古學和滿學研討專家，其杰出的學術成績表示在他對《蒙古秘史》的研討、滿語文法的構建和滿文汗青文獻的搜集和收拾等方面；而雷興固然也是一位漢學傳授，但他對躲學、蒙古學，特殊是躲傳釋教的研討也曾是他阿誰時期的佼佼者，他的經典作品是對雍和宮的躲學、梵學和釋教圖像學研討，以及他對躲傳釋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巨匠的門生克主杰所造《密宗道次序遞次論》的翻譯和注釋。此外，他甚至還編寫、出書了一部蒙古文—英文字典。而戴密微的傳世之作是《吐蕃僧諍記》，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應用敦煌出土華文釋教文獻對躲傳釋教史上一個非常主要的汗青事務——“吐蕃僧諍”做出了高深研討的漢學大師和釋教學者，對躲學和躲傳釋教研討的提高有著非常主要的推進感化。
當然，陳寅恪所走的將漢學和中亞語文學慎密聯合在一路的學術途徑，顯然與被公以為是世界漢學第一人的伯希和最為相像。伯希和雖以漢學巨匠名世，但他于法蘭西學院之傳授講席則被名為“中亞說話、汗青和考古”，此便是說，伯希和于中亞語文學範疇的學術成績涓滴不減色于他的漢學研討。美國有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1913-1991）傳授已經對伯希和之漢學研討的巨大和出色做過如下的總結，他說伯希和的學術“方式的一個典範特點是，跟隨雷慕沙的模範，充足挖掘和應用大批分歧種的西方說話文獻，包含屬于閃含語、印度伊朗語、阿爾泰語和漢語等分歧語系的很多種說話。他有才能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水平到達了對晚期漢語文獻的完整的懂得，這些文獻都水平不等地帶上了受亞洲其他高級文明的說話和文獻影響的烙印。他不把中國當作是一種自我封鎖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種在全部亞洲的語境中構成的文明”。“伯希和的著作還有另一個特色，就是他對書目文獻（bibliography，版本目次學）的非常細致和一絲不茍的立場，這在歐洲文明的人文研討中是習認為常的工作，而在西方研討、尤其是漢學研討中倒是很少見的。在他之前，一部華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書的劣質的木活字刻印本，此中佈滿了訛誤和脫衍，城市被年夜部門研討者不加批駁［校勘］天時用。伯希和為華文材料的研討引進了一種有理有據的準確性，使得那種粗心大意的票友性質的學術遭人鄙棄”。
簡略說來，伯希和最年夜的學術進獻就是憑仗他傑出的語文才能，借助漢語以外的工具方各類分歧語種的文獻材料，徹底懂得和讀懂現代華文文獻，并由此而把漢學研討放在全部亞洲文明，甚至全部世界文明的語境中停止考核和研討，從此使漢學成為世界學術的一個無機構成部門。與此同時，伯希和還將歐洲古代人文學術的迷信、感性的語文學學術方式、規范和東西的品質，最年夜水平地應用到漢學研討的實行之中，使漢學成為一門可與歐洲其別人文學術研討範疇并駕齊驅的古代人文學科。盡管在以上這兩個方面，陳寅恪的學術或都略減色于伯希和，但陳寅恪的學術實行和成績對于中國古代人理科學之構成和成長所做出的學術進獻，卻完整可以與伯希和對于漢學的提高和漢學的世界化所做出的宏大進獻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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